发个从西西河看来的资料，此前军史未见

杨朝汉同志，本名默默无闻，他在参加新四军
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乡的亲人朋友，用的是一个化名：耿青。注：本故事是杨朝汉，即耿青同志的生平事迹，转发自杨南征同志及翟东升老师相关文章。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下半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大反攻。27岁的杨朝汉任东北野战军七纵队十九师五十五团政委，率部参加保康、通辽、四平、锦州、天津、广州等战役，一路南征，恰逢他的大儿子出生，取名为杨南征。

解放战争中，杨朝汉先后创造“运动战的政治工作”、 “三看三评”、“改造连队军人委员会”、“合同立功运动”等政治工作经验，并被东北军区推广，荣立大功一次。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他创立的合同立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的我军规模迅速扩大，新入伍的士兵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很多国民党那边俘虏改造过来的“解放战士”。

刚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的青年农民和“解放战士”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那么高的革命理想，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要活下去，其次关心的是让自己家里人吃饱饭。

所以，要想释放出他们的战斗力，后方就搞土改和政治宣传工作，在军队里则推出了非常系统的军功荣誉和物质激励体系，比如烈士抚恤金可以一次获得5000斤高粱米，地方政府会替你把孩子培养成人，给老人养老送终，土地代耕代种代收。

这些非常具体的兑付承诺之所以不用钱而用粮食计价，是为了让人在乱世中不用担心通胀的稀释作用。

但是，杨朝汉政委在工作中仔细观察一线官兵的作战行为，发现这些激励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实战效果。

通过与基层官兵的深入坦诚交流，他意识到这些激励体系并没有成为闭环，没有真正对战场上的战士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立竿见影式的实质性的激励作用。

战士们都知道立大功可以受大奖，但是在混乱而残酷的战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的情况，战士们觉得自己即便冒了巨大的生命风险杀敌立功，评功的时候主要还是看排长、连长所掌握的情况以及人际关系。

而且，每一次攻坚的胜利，都是由五个“工种”先后协调配合的结果：先是机枪手用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掩护爆破手前进到敌方的铁丝网或者碉堡那里去引爆，再然后是突击队从爆破口向里推进……五个环节缺一不可。

打进对方指挥部活捉对方最高指挥官的，通常是大功一件。但是之所以有人能取得这样的大功，首先是因为外围被打开缺口，防御圈被层层突破，而所有的因果链条可以追溯到第一个机枪手愿意冒着被狙杀的风险站出来压制住敌方防御火力。

这就好比一个人吃到第十个烧饼才感到饱，他不应觉得前边九个烧饼都白吃了一样。功劳的分配，激励的落实，必须环环相扣地细化到最初的机枪手火力压制环节。

针对这种情况，杨朝汉政委在他的团里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首先，每个班里都搞了基层民主，战士们用向不同碗里扔豆子的方式，选出自己最信任的班长，然后团里给这位被选出来的新班长发一面“帅”旗。

这种方式选出来的班长，往往不是老革命，反而有可能是在国共两军中几进几出的“解放战士”。（因为我军宽待俘虏，愿意解甲归田的人领了路费就可以回家，结果还没到家就又被国民党抓壮丁，然后可能再次被俘虏。）这种人在政治上显然不太可靠，但是他们在两边都待过，熟知双方的作战体制与装备，战术技术好，因此，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班里战士们反而可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拜托给这类出身兵游子的新“大帅”。

其次，所谓的“立功合同”，不是战士与领导签合同，而是不同分工的战士之间分别签合同。机枪手跟爆破手之间签合同，爆破手跟突击手之间签合同，以此类推。最危险的工种其实是机枪手，因为要压制住对方的火力点，自己就必须冒头，否则就是低头盲扫，打中打不中纯看运气；而一旦机枪手冒头扫射以精准压制对方主要火力，那么对方的狙击手就有机可乘。

机枪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更频繁地站出来压制住对方主要火力，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牺牲，会有爆破手站出来给他报功；爆破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冲出去舍身炸碉堡，因为他知道后道工序的突击手会给他报功；以此类推，层层签订合同，大家的利益和风险充分地挂钩，奖励机制的落实有了充分的保障。

如同现代风险资本的私募股权基金的游戏规则一样，责任、风险和收益之间真正匹配起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动员效果。杨朝汉的制度创新把这些刚刚从农村里靠宣传和土改动员出来的青年农民变成了斗志十足、乐于冒险、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1952年初，31岁的杨朝汉赴朝参战，任志愿军五十四军一三零师副政委，与师长共同运用“合同立功运动”的经验，在金城反击战役中，突破美、李军防线，保证了友邻部队顺利反击。

1955年他升任师政委，领导部队整顿“四大作风”，使该师各项工作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59年春，38岁的他奉命率部赴西藏平叛。至此，他二十多年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才正式宣告结束。

西藏平叛对人民解放军的百战雄师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恶劣的高原反应却给人民子弟兵们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杨朝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生在江南平原的他体质健壮，但是偏偏高反极为严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到了不得不入院治疗的地步。

部队首长只好把他送到北京治疗。

而这时候的北京，钱学森钱老已带着一批满腔热血的天之骄子们在阜成路的大院里秘密研究了三年我们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器工程。

当时依靠中苏之间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我们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弄来了导弹样品。

钱学森同志回国之后，给我们带来关于导弹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

但是从有样品和科学知识，到自己把它逆向工程

仿造出来，再到最终另辟蹊径自立门户之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那就是大规模的科研组织和复杂工程实施的问题。

留美派，留苏派和本土派科研人员之间的研发意见大不相同。

大家都是天之骄子，都同样抱着满腔报国的热血和毕生最大的热情，都想把又快又好的把导弹和核武器这个中华利剑铸造出来，不仅如此还要这把利剑天下无双。

正因为如此，谁都想表达自己的主张，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样搞了三年，乱哄哄的千头万绪，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而让大家的积极性受了挫折。

钱老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向中央提出了新需求，要求派一位得力干将来协助工作，担起研发队伍的大管家之责，做好导弹研发体系的参谋长工作。

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便向中央推荐了因高反严重刚在北京医院抢救过来的杨朝汉，认为此人既有组织管理的才能，又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并且肯动脑爱学习办法多。

于是，杨朝汉同志便彻底告别了战友们，隐姓埋名，成为了国防部五院的大管家和钱学森的亲密助手。

他大刀阔斧地组建了相关科研管理队伍，分为作战、情报、计划、科研等八个部门。

把谁主张谁签字，错了受罚、成功受奖写入管理条例中，自下而上层层责任落实到技术指挥员身上，从此无人再敢乱主张，极大地避免了虚耗。

钱老后来总结说：我们的系统工程技术源自解放军打仗的办法，说的就是这种责任制思维。

从此人们经常看到大院里晚饭后他陪钱老散步聊天的身影。

每周日，最顶级的导弹科学家们在钱学森家的客厅里开神仙会，大家搞头脑风暴讨论各种思路和方案，杨朝汉自己拿个本子坐在角落里记录；然后每周一早上他把周末的讨论分解为各种具体任务，布置给八个部门的负责人；

周六傍晚大家向他汇报工作进展和试验结果，然后他在周日早上把这些信息反馈给聚在钱学森客厅里的科学家们。

如此一来，整个研发队伍变得井然有序，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从1959年到1965年，是中国导弹与航天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东风一，东风二，东风三，东风四，东风五，中国的导弹家族芝麻开花节节高。

杨朝汉在工作中创设的导弹和航天器研发的大量工作原则和方法，比如“型号设计师制度”，“技术、行政两条指挥线制度”，“归零分析”，等等，至今仍然是中国航天研发部门的基本准则。

考虑到他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战略敏感性，这里就不再详述了，相信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都非常清楚其中的奥妙与价值。

文革开始后，他和其他位高权重的老革命一样都受到了冲击，但是由于他的工作太重要，周总理点名要他尽快回复工作，因此在1971年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尽管到了1979年他才被正式平反。